郎文艳：善于调解劳动争议是她的“招牌”

　　她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，凭着优异成绩，进入天津宝山区人民法院，担任法官期间，读出复旦大学法学硕士，成为业内颇有名气的劳动法专家。2014年，干得顺风顺水的她却主动辞职，进入律师领域。虽然她擅长房地产纠纷、婚姻家庭纠纷等各类案件的处理，但她却坚持以服务劳动关系为主业，而善于调解各类矛盾也成为她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
　　本期劳权请来德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郎文艳，由她讲述“金字招牌”背后的故事。

　　从法院辞职当律师以来，不少朋友都问我，法官干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离开？

　　其实，原因就是两个。2014年时，我父亲开始患病，我想多陪伴他左右，但法院工作“朝九晚五”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，而律师这个职业可以自行支配的时间比较多，于是，我就选择了辞职。第二个原因，是我发现很多劳动争议案件是因误会、误解产生的，完全可以通过调解解决。而企业如果能够事先把握，更能避免群体性诉讼案件的发生。碍于当法官居中裁判的身份，我不能对案件进行引导性干预。但我当了律师，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。正是这两点原因，使我选择了辞职。

　　从事律师职业后，我加入了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，德恒天津劳动法团队给予我巨大支持。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类型劳动案件处理，不仅有传统的仲裁和诉讼，也从事公司劳动人事合规、裁员等工作。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，而是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，共同分享胜利成果，共同分担艰辛困难。

　　近四年来，我们前前后后做了十几起大型央企、外资企业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，通过沟通、谈判，案件基本都以调解解决，其中，一起200名职工群体性劳动争议案，经过我们的调解，最终无一人申请仲裁，让我颇有感触。

　　该案涉及一家大型国企，因战略布局发生重大变化，决定将在沪分公司解散后，部分人员合并至外省市另一家分公司中。由于总部提出这项计划时间很紧，在沪分公司决定以企业发生重大变故为由，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合同。

　　员工们知道这件事时，产生了各种想法，其中200名员工情绪尤其激烈，他们普遍认为，企业怎么可以说不要他们，就不要他们了，企业与他们签订的劳动合同难道是废纸一张？这些员工中，还有一些有着“特殊”的需求，比如，有几位职工正在办理天津人才引进的户籍申请手续，眼看审批手续就要下来了，企业却不要他们了，所有的努力岂不是化为泡影。还有一位员工准备购房，但缴纳社保月份只差两个月，这一下断了，购房的愿望就要落空……

　　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，企业找到了我。我接手后，首先提出，企业与员工缺乏沟通，是造成双方情绪对立的主因。而企业对解散概念理解有误，加深了当事双方的矛盾。

　　我认为，企业解散，并非是主观上提早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，而是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，只能与员工终止履行劳动合同。

　　企业接受了我的观点后，我又提出，虽然企业是依法与员工们终止劳动合同，但既然职工有不同的诉求，企业就要主动听取，对于合理合法的诉求，想方设法给予解决。

　　此后，我作为这家企业的代表，历时两个月，与员工进行了好几轮谈判。谈判中，我既向员工们解释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，也耐心听取员工们的诉求。我发现，不少职工最担心的是失业问题，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饭碗，他们愿意去外省市分公司工作。而有些职工的“特殊”要求，也是具有合理性的，企业也应该予以解决。就此，我向企业提出建议，企业也接受了我的建议。于是，愿意到外地工作的员工，终止劳动合同后，重新与外省市的分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。对于诸如购房、申办天津户籍的职工，适当延长他们的工作期限……

　　最终，这起涉及200名职工的劳动争议，在调解中圆满结束，无一名职工走司法途径。

　　对此，我认为，在劳动争议发生时，员工一定要冷静，对自己提出的诉求，要客观分析其合法合理性，力求将自己的意见正确向企业表达。而对于企业来说，制订合乎法律规定的整体方案，只是第一步。法律不外乎人情，即使在法律上站得住脚，但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员工予以特别处理，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所应做到的。因此，积极与员工沟通，倾听员工的诉求，尽可能寻找解决之道，才是企业的上策。而作为律师，在积极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，如果能够兼顾国法与人情、职业伦理和个人良知，拿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，也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。

　　直面压力化解矛盾

　　在劳动纠纷中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始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。有一家通讯企业，在21世纪发展过程中兼并收购了很多企业，而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，由于当时劳动法律法规不够齐全，执行也不到位，在当时的减员增效的背景下，不少职工均处于早退、内退、病退状态。时光荏苒，如今这些职工早就享受了退休待遇，但跟同龄人相比，由于缴纳社保年限、工龄等都差了一截，致使退休金也少了不少。

　　这些退休职工心里失去平衡，便找到企业要说法。在该企业做法律顾问的律师找到我，请我参与处理。我首先将这20位退休职工的所有档案全部找了来，一个一个地查阅当初办理手续的过程。经过前期大量的案头工作和调查工作，我掌握了全部的事实后，便约请这些职工调解。

　　调解那天，当我一个人出现在这些职工面前时，面对一张张愤怒的脸，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：他们都是我父母辈的老职工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有着太多的委曲，我该怎么面对？

　　凭着职业道德和良心，我从劳动法律的演变讲起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整个过程。同时，我拿出当初他们办理内退、早退的手续，一份份与他们核对，并一一解释、分析。我坦然地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认为当初企业处理不当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，但就证据而言，打官司恐怕他们赢不了。

　　面对我的真诚，这些退休职工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，我又提出，历史的问题难于更改，但面向未来，大家应该更实际一些，换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，比如，有些退休人员确实生活存在困难，企业也应该尽社会责任，帮他们一把。但解决这些问题，需要双方相互谅解，拿出一个方案。

　　沟通，从下午一时延续到晚上八时，这些退休职工说，郎律师，我们信任你，希望你尽快给我们回音。

　　翌日，我便将调解的过程向企业做了汇报，同时，我也拿出了多种具体的解决方案。经过讨论，这家企业成立了帮困基金，每年对生活确实困难的这些退休职工予以帮助。

　　在企业推出这项政策时，我也遇到一个插曲。有一个家境富裕，浑身穿金戴银的退休职工由于没有拿到帮困款，找我讨说法。我对她说，就我所了解到的，当初你是因为要做生意，主动办理了早退手续，虽然如今退休工资受到影响，但实际上却从国家政策中获得了利益，如今再与真正的贫穷退休职工争利，似乎有点说不过去……这位“富婆”被我说得不好意思，涨红了脸走了。

　　这起群体性调解案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，调解，必须要有方案和证据，调解过程，要凭证据解释，说明结果。对于生活有困难的职工，纵然企业在法律上没有过失，但给予必要的关心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，也是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。

　　直接沟通才能抵达心灵

　　有一家央企，因业务调整，部分岗位改为业务外包。该企业即与这些岗位的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。五名从事驾驶工作的职工认为，企业此举，属于违法解除，必须给予他们赔偿金。这些职工中的一名职工的亲戚，作为五位职工的代理人，也一再鼓动职工索要赔偿金。　　面对已经进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这五个案件，我介入后，迅速展开背景调查。在走访其他职工时我发现，这五名职工之所以咬住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不放，那位代理人发挥了不该发挥的作用。而事实上，企业对这五名驾驶员一直很照顾，为了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，企业在休息室安装了空调；为了方便他们上下班，企业允许他们把车开回家；平时，除了上下班接送，工作量很小，几乎不用加班加点。特别是这次业务调整，企业也愿意按法律规定，给五人分别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
　　开庭时，仲裁询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？我提出调解，但要求“跳”过对方代理人，与当事人直接谈。调解时，我把自己所做的背景调查一一列举出来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在事实和证据面前，五位职工的心理产生了动摇。但由于他们之间彼此约定，无论官司输赢，他们必须同进共退，坚持仲裁。

　　输掉仲裁后，五位职工又依约打起一审官司。我依然提出调解，依然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我想，就是把理说透了，职工总有一天会被说服。即便不能说服他们，至少也要让他们知道官司输在什么地方。在我反复劝导下，五位职工最终说，如果一审我们输掉了，我们就到此为止，绝不缠讼。

　　果然，这五名职工输掉一审官司后，不再上诉。

　　这起案件虽然走了法律途径，但调解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对此，我认为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律师，对案件做背景调查，是必经程序。在背景调查中，不仅要了解企业的真实想法、做法，还要了解当事职工的动机、原因，了解其他职工的思想动态。只有做到心中有底，才能做好后续工作。而在案件进程中，如何避开代理人的干扰，也是一门学问。至于央企，要及时适应地方的法律政策，人情、文化和风俗，而对于这方面的事务，律师可以提早提出。

　　来源：劳动报编辑：王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