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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文艳:善于调解劳动争议是她的“招牌”

  她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,凭着优异成绩,进入天津宝山区人民法院,担任法官期间,读出复旦大学法学硕士,成为业内颇有名气的劳动法专家。2014年,干得顺风顺水的她却主动辞职,进入律师领域。虽然她擅长房地产纠纷、婚姻家庭纠纷等各类案件的处理,但她却坚持以服务劳动关系为主业,而善于调解各类矛盾也成为她的“金字招牌”。


  本期劳权请来德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郎文艳,由她讲述“金字招牌”背后的故事。


  从法院辞职当律师以来,不少朋友都问我,法官干得好好的,你为什么要离开?


  其实,原因就是两个。2014年时,我父亲开始患病,我想多陪伴他左右,但法院工作“朝九晚五”,不可能做到这一点,而律师这个职业可以自行支配的时间比较多,于是,我就选择了辞职。第二个原因,是我发现很多劳动争议案件是因误会、误解产生的,完全可以通过调解解决。而企业如果能够事先把握,更能避免群体性诉讼案件的发生。碍于当法官居中裁判的身份,我不能对案件进行引导性干预。但我当了律师,就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。正是这两点原因,使我选择了辞职。


  从事律师职业后,我加入了德恒天津律师事务所,德恒天津劳动法团队给予我巨大支持。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类型劳动案件处理,不仅有传统的仲裁和诉讼,也从事公司劳动人事合规、裁员等工作。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,而是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,共同分享胜利成果,共同分担艰辛困难。


  近四年来,我们前前后后做了十几起大型央企、外资企业的群体性劳动争议案,通过沟通、谈判,案件基本都以调解解决,其中,一起200名职工群体性劳动争议案,经过我们的调解,最终无一人申请仲裁,让我颇有感触。


  该案涉及一家大型国企,因战略布局发生重大变化,决定将在沪分公司解散后,部分人员合并至外省市另一家分公司中。由于总部提出这项计划时间很紧,在沪分公司决定以企业发生重大变故为由,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合同。


  员工们知道这件事时,产生了各种想法,其中200名员工情绪尤其激烈,他们普遍认为,企业怎么可以说不要他们,就不要他们了,企业与他们签订的劳动合同难道是废纸一张?这些员工中,还有一些有着“特殊”的需求,比如,有几位职工正在办理天津人才引进的户籍申请手续,眼看审批手续就要下来了,企业却不要他们了,所有的努力岂不是化为泡影。还有一位员工准备购房,但缴纳社保月份只差两个月,这一下断了,购房的愿望就要落空……


 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,企业找到了我。我接手后,首先提出,企业与员工缺乏沟通,是造成双方情绪对立的主因。而企业对解散概念理解有误,加深了当事双方的矛盾。


  我认为,企业解散,并非是主观上提早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,而是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,只能与员工终止履行劳动合同。


  企业接受了我的观点后,我又提出,虽然企业是依法与员工们终止劳动合同,但既然职工有不同的诉求,企业就要主动听取,对于合理合法的诉求,想方设法给予解决。


  此后,我作为这家企业的代表,历时两个月,与员工进行了好几轮谈判。谈判中,我既向员工们解释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法规,也耐心听取员工们的诉求。我发现,不少职工最担心的是失业问题,只要能够保住他们的饭碗,他们愿意去外省市分公司工作。而有些职工的“特殊”要求,也是具有合理性的,企业也应该予以解决。就此,我向企业提出建议,企业也接受了我的建议。于是,愿意到外地工作的员工,终止劳动合同后,重新与外省市的分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。对于诸如购房、申办天津户籍的职工,适当延长他们的工作期限……


  最终,这起涉及200名职工的劳动争议,在调解中圆满结束,无一名职工走司法途径。


  对此,我认为,在劳动争议发生时,员工一定要冷静,对自己提出的诉求,要客观分析其合法合理性,力求将自己的意见正确向企业表达。而对于企业来说,制订合乎法律规定的整体方案,只是第一步。法律不外乎人情,即使在法律上站得住脚,但对于有特殊情况的员工予以特别处理,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所应做到的。因此,积极与员工沟通,倾听员工的诉求,尽可能寻找解决之道,才是企业的上策。而作为律师,在积极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,如果能够兼顾国法与人情、职业伦理和个人良知,拿出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,也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。


  直面压力化解矛盾


  在劳动纠纷中,解决历史遗留问题,始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。有一家通讯企业,在21世纪发展过程中兼并收购了很多企业,而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,由于当时劳动法律法规不够齐全,执行也不到位,在当时的减员增效的背景下,不少职工均处于早退、内退、病退状态。时光荏苒,如今这些职工早就享受了退休待遇,但跟同龄人相比,由于缴纳社保年限、工龄等都差了一截,致使退休金也少了不少。


  这些退休职工心里失去平衡,便找到企业要说法。在该企业做法律顾问的律师找到我,请我参与处理。我首先将这20位退休职工的所有档案全部找了来,一个一个地查阅当初办理手续的过程。经过前期大量的案头工作和调查工作,我掌握了全部的事实后,便约请这些职工调解。


  调解那天,当我一个人出现在这些职工面前时,面对一张张愤怒的脸,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:他们都是我父母辈的老职工,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有着太多的委曲,我该怎么面对?


  凭着职业道德和良心,我从劳动法律的演变讲起,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整个过程。同时,我拿出当初他们办理内退、早退的手续,一份份与他们核对,并一一解释、分析。我坦然地告诉他们,如果他们认为当初企业处理不当,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,但就证据而言,打官司恐怕他们赢不了。


  面对我的真诚,这些退休职工的情绪渐渐平息下来,我又提出,历史的问题难于更改,但面向未来,大家应该更实际一些,换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,比如,有些退休人员确实生活存在困难,企业也应该尽社会责任,帮他们一把。但解决这些问题,需要双方相互谅解,拿出一个方案。


  沟通,从下午一时延续到晚上八时,这些退休职工说,郎律师,我们信任你,希望你尽快给我们回音。


  翌日,我便将调解的过程向企业做了汇报,同时,我也拿出了多种具体的解决方案。经过讨论,这家企业成立了帮困基金,每年对生活确实困难的这些退休职工予以帮助。


  在企业推出这项政策时,我也遇到一个插曲。有一个家境富裕,浑身穿金戴银的退休职工由于没有拿到帮困款,找我讨说法。我对她说,就我所了解到的,当初你是因为要做生意,主动办理了早退手续,虽然如今退休工资受到影响,但实际上却从国家政策中获得了利益,如今再与真正的贫穷退休职工争利,似乎有点说不过去……这位“富婆”被我说得不好意思,涨红了脸走了。


  这起群体性调解案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,调解,必须要有方案和证据,调解过程,要凭证据解释,说明结果。对于生活有困难的职工,纵然企业在法律上没有过失,但给予必要的关心,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,也是律师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。


  直接沟通才能抵达心灵


  有一家央企,因业务调整,部分岗位改为业务外包。该企业即与这些岗位的职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。五名从事驾驶工作的职工认为,企业此举,属于违法解除,必须给予他们赔偿金。这些职工中的一名职工的亲戚,作为五位职工的代理人,也一再鼓动职工索要赔偿金。  面对已经进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这五个案件,我介入后,迅速展开背景调查。在走访其他职工时我发现,这五名职工之所以咬住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不放,那位代理人发挥了不该发挥的作用。而事实上,企业对这五名驾驶员一直很照顾,为了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,企业在休息室安装了空调;为了方便他们上下班,企业允许他们把车开回家;平时,除了上下班接送,工作量很小,几乎不用加班加点。特别是这次业务调整,企业也愿意按法律规定,给五人分别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

  开庭时,仲裁询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?我提出调解,但要求“跳”过对方代理人,与当事人直接谈。调解时,我把自己所做的背景调查一一列举出来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在事实和证据面前,五位职工的心理产生了动摇。但由于他们之间彼此约定,无论官司输赢,他们必须同进共退,坚持仲裁。


  输掉仲裁后,五位职工又依约打起一审官司。我依然提出调解,依然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我想,就是把理说透了,职工总有一天会被说服。即便不能说服他们,至少也要让他们知道官司输在什么地方。在我反复劝导下,五位职工最终说,如果一审我们输掉了,我们就到此为止,绝不缠讼。


  果然,这五名职工输掉一审官司后,不再上诉。


  这起案件虽然走了法律途径,但调解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对此,我认为,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律师,对案件做背景调查,是必经程序。在背景调查中,不仅要了解企业的真实想法、做法,还要了解当事职工的动机、原因,了解其他职工的思想动态。只有做到心中有底,才能做好后续工作。而在案件进程中,如何避开代理人的干扰,也是一门学问。至于央企,要及时适应地方的法律政策,人情、文化和风俗,而对于这方面的事务,律师可以提早提出。


  来源:劳动报编辑:王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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